一、“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将长期趋好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和占世界经济比例不断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加快，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更趋完善，先进制造业实现快速发展，传统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过剩产能得到有效化解，创新驱动引领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引领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开放经济提质增效，“一带一路”建设亮点纷呈，对外贸易多元化趋势明显。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冲击之下，2023年我国仍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更加错综复杂。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引领、布局先导产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

未来要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现代经济体系。一是需要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保证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与创造活力。二是要打破行政垄断壁垒，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进出自由，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三是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消除各种隐形壁垒，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法治保障，推进民营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二）强化创新引领，加速转换经济增长核心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一是要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夯实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二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完善科技中介市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三是要完善科技服务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鼓励名校、名企、名院合作推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为创新驱动导入高端人才要素资源。

（三）布局先导产业，培育世界级的先进产业集群

围绕数字经济、生物医药、航天产业等未来先导产业，加快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促进龙头企业从规模优势转向创新优势。一是聚焦5G网络、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发挥各地区要素禀赋优势，加快优化新生产力布局。二是培育先进产业集群，探索产业体系从“大而全”转向“专而精”，深层次嵌入全球产业大循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三是打造面向全球的产业创新高地，推进产业、资本、高端人才等创新资源集聚，形成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技术转化中心。

（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

聚焦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城市群的全球竞争实力。一是加快导入人才、创新、产业、金融等资源要素，重点打造具有全球创新要素配置能力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二是完善交通等基础设施，放宽城市落户等限制性条件，相对消除城市之间发展壁垒，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三是推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重点关注革命老区、偏远山区等，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将围绕三个转变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五年来，我国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对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解，我们往往只从经济学的一般认识入手，只从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入手，片面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即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但是，离开对经济时代变化大趋势的根本认识，就会本末倒置，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错误，难免事倍功半。  经济发展方式，或称财富增长方式，是由所处经济时代的特点决定的。一个时代有与其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  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驱动力是土地和体力劳动者，谁拥有的土地越多，谁拥有的劳动力越多，谁就越有财富。土地是“第一资源”，劳动力是“第一资本”，简单的体力劳动是“第一劳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驱动力是资本和机器。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劳动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形式。工厂越大机器越多，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越高，创造的财富就越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大。工业经济时代，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是“第一资源”，机器设备和货币资本等传统资本是“第一资本”，复杂体力劳动是“第一劳动”。  世界正在由工业经济时代转变为知识经济时代。时代变了，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做相应的转变。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知识资本成为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知识成为“第一资源”，知识资本成为“第一资本”，创新劳动成为“第一劳动”。 

三、“十四五”期间我国工业产业将全面升级

尽管我国曾经赖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但是支撑我国工业竞争形成新优势的条件和基础也在不断强化。

产业链配套完善。我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细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而且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链补短板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产业配套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综合成本依然较低。成本和价格优势不是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水平，而是劳动力素质、装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装备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对于成本优势的发挥也起到重要作用。整体上看，我国工业仍然具有综合成本优势。

工程师红利凸显。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劳动力成本等初级要素的依赖性较低，其发展主要受制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与工程技术人才。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规模庞大的、有一定专业知识储备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这将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从创新投入上看，202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23%，再创历史新高；从创新产出来看，我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在某些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已居于世界前列。

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明显。尽管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但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对该国产业的发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具有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四大因素又叠加耦合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超大、范围经济效应超大、空间集聚效应超大、创新学习效应超大、发展外溢效应超大等特征。这些都为企业培育壮大自身能力和技术水平、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重要依托。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蓄势待发，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特征和影响愈发明显。我国在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大、创新活跃，专利数、论文数、企业数量、融资规模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高度发达的数字经济将成为培育我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基础，亦将为我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提供强大动力。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新环境，我国工业需要实现竞争优势的再升级，形成新优势。这个“新优势”将是以高级生产要素为基础、以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中高技术产业为外在表现的创新优势。

从生产要素看，未来我国工业仍然需要依托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并发展人力资本、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充分发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企业家、经理人等的作用，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同时推动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建立起完善的产业生态。

从产业能力看，我国工业仍将保持大规模制造能力，继续强化创新型制造能力，培育并强化在性能、质量、品牌、个性化定制等方面的新的产业能力，加快实现从规模优势到创新优势的转变。

从优势领域看，我国工业既要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解决国内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就业压力，更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产业链环节，增强产业控制力，提高附加价值。

总的来说，我国工业的创新优势应是一种综合性的竞争新优势，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门类、完整的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配套、领先的数字经济、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等的基础之上，代表新工业革命条件下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低成本、创新强以及在品牌力、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